燥热的午后，老杨树被晒得打蔫儿。村口的土坯墙前，几个穿着布衫的小伙登上梯子，在墙上重重写下一行字：“抗战高于一切！抗战必胜！日寇必败！”
虽然已经101岁，但侯文长对80多年前的这一幕依旧印象深刻。一脸稚嫩写下抗战标语的白衣少年中，有一个就是他。这行标语，连同那年憋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夏天，一起融进了他的血液，终身难忘。
侯文长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河西村。1937年，侵华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，占领北平、天津后，将下一个进攻目标锁定为占领涿县、夺取保定。
“日军非常残忍，凡是到过的地方都是烧杀抢掠。”当日寇的铁蹄踏入村子，还没成年的侯文长目睹了家乡遭遇的浩劫。众所周知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“三光”暴行在华北地区连番上演，冀中平原陷入了“无村不戴孝，到处是狼烟”的水深火热之中。
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是摧不毁、击不垮的。为了支持前线，共产党在冀中地区发展敌后抗日武装，组建河北游击队，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。当地很快涌现出多个抗日团体，动员全民抗战。
1938年，高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河西村成立。一时间，侯文长成长的地方成为当地军民抗击日寇的大本营。
“游击队员跟老百姓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。”侯文长回忆，为了躲避鬼子，各家各户都挖了地洞，游击队员白天跟普通百姓一样，晚上才出来行动、打鬼子。
侵华日军在各地修建了不少三层楼高的炮楼，专门驻兵镇压游击队等抗日力量。为了保护游击队员，河西村的百姓悄悄挖出通往炮楼下面的地道，再点燃炸药炸毁炮楼。说到这里，老人脸上浮现出得意之色，他说村里人管这叫“端炮楼”，歼灭了不少鬼子。
抗战亲历者侯文长。本报记者 邓伟摄
在村子里，侯文长还见过一位洋医生，这就是“哪里有枪声，就到哪里去”的白求恩。那是1939年的春天，乍暖还寒，白求恩率医疗队到冀中平原进行战地救治。医疗队的手术室和病房设在百姓家里，“白求恩大夫对身旁的护士、医生和百姓都非常和气，平易近人，一点儿架子都没有。”他回忆道。
日寇的“扫荡”让侯文长一家流离失所，不得不踏上逃难之路。河西村是“北方昆曲之乡”，昆曲大师韩世昌与侯文长是同乡。也是机缘巧合，他被韩世昌带到了北平，从此寄宿在姑姑家。
当时的北平已被日军占领多年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日本鬼子在各区都有宪兵队，看到哪个老百姓不顺眼就抓到宪兵队，“鬼子杀人如麻，很多同胞都是被拷打而死的。”
眼前的一幕幕惨状，让侯文长心中的抗日怒火越燃越旺。1943年，侯文长到辅仁大学读书。从小在抗日根据地耳濡目染的他，很快就被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吸引。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，他不畏艰险，隐蔽组织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加入读书小组。大家在互相借阅图书和学习的过程中宣传抗日，参加地下活动。
鏖战之际，学生们准备创立一本宣传抗日、传播社会主义的刊物——《文艺大众》。“大家都是穷学生，哪来的钱呢？”担任文艺大众社社长的侯文长知道，最要紧的是筹款。他找遍了亲戚朋友，家中的老人连手上的戒指都捐了出来，家里经营羊肉店的同学也拿钱出来帮忙印发。
山河破碎，救亡图存成为有识之士共同的目标。侯文长身边聚集起不少学生，大家以笔作枪，一段诗歌、一篇散文、一部小说就是一颗颗子弹，反抗着日本侵略者的“洗脑”控制。
筹备和撰写经历数月，《文艺大众》最终在1945年9月刊出第一期。虽然那时中华民族已经夺取了抗战胜利，但刊物上的一篇篇文章，是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侵略者的写照，也记录了学生们以笔抗争的胆识。
《文艺大众》发刊词中，有一段话真实展现了当时人们对胜利的渴盼——近一年来，我们不断听到人们以这样的话来互相安慰：“天快亮了！”“天快亮了！”天果然开始亮了。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真理，每一秒钟经历着搏斗和苦难……
“有了千千万万老百姓拥护抗战、支持抗战，大家才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，天才真的亮了！”侯文长激动地说。此后，《文艺大众》成为宣传党思想主张的小阵地，侯文长也启程向“光”，奔赴下一个“战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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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曹政,邓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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